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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晓波:他发现了“看不见的手”

  文/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吴晓波

  就如同那个时代的所有著作一样,《国富论》并不是一本体系严谨的论著,它充满了经验主义的气质,很多论述明显带有启蒙意味,但它确乎覆盖了所有的经济学基础性命题。“它在为某一学派的理论提供依据的同时,又为其反对派提供了同样有力的说明”。

吴晓波:他发现了“看不见的手”

  亚当·斯密出生的那年,1723年,是大清雍正皇帝登基的元年,帝国在4月推行摊丁入亩政策,是华夏赋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措施。到冬季,雍正帝下令把全国各地的传教士一律驱逐出国,大小教堂要么拆毁,要么改为病院,一个与世界潮流无关的、独断而农耕繁荣的时代开始了。

  在欧洲,以“理性”为旗帜的启蒙运动正进入如火如荼的时刻,人们开始追求各种形式的自由——免于专断权力的自由、言论的自由、贸易的自由以及审美反应的自由。用康德的话说,人类第一次宣称自己要成为一个独立的、负责任的存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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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亚当·斯密是一个遗腹子,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。他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(County Fife)的寇克卡迪(Kirkcaldy),终身未婚,个性腼腆、言辞刻薄而思维缜密。 他未满15岁进入格拉斯哥大学读书,18岁就读于牛津大学,28岁被聘任为正教授。36岁时,斯密出版第一本著作,便在欧洲赢得了巨大的声望。

  他生在一个大时代的转折时刻。在1753年,也就是亚当·斯密三十岁的时候,英格兰仍然是一个谷物净出口国,其生机勃勃的商业和原始工业经济中应用的仍然是前现代的技术,而到亚当·斯密去世的1790年,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——1780年代出现了三个重大的技术创新:瓦特改良了蒸汽机、出现了生产棉织品的机器和工厂,以及科特发明了焦炭冶炼法。

  实际上,正是这三大创新定义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。

  “骑士时代已经过去了,继之而来的是诡辩家、经济学家和计算器的时代;欧洲的辉煌永远成为历史。”这是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学家埃德蒙·伯克在1790年对于欧洲未来的预言,而亚当·斯密的一生正是此言的最好注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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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过,正如罗斯托在《经济增长理论史》中所断言的,“亚当·斯密并没有意识到工业革命的到来”。

  但是,这位苏格兰税务官之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,他在历史的轨道快速转切的间歇,如先知般地提出了全新的财富主张,重构了人们对经济行为的认知,从而在实际的意义上创造了现代经济学这一门专业学科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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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国富论》出版于1776年,也是在这一年,美国人发表了《独立宣言》。这也许是一个巧合,却如同两把手术刀,在旧时代的身上剖出了一个新生儿。 

  在亚当·斯密出现之前,经济学是作为一门子学科依附于哲学或伦理学的体系之内。管理学则是在1940年代之后,才由彼得·德鲁克等人将之细分为独立的学科。斯密本人就是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,“看不见的手”的概念的提出,首先出现在他的另外一本重要著作《道德情操论》,而不是《国富论》,时间要再早十七年。 

  在他去世一百年后,另一位经济学巨人阿尔弗雷德·马歇尔在《经济学原理》中写道:“斯密是头一个就其社会各个主要方面论述财富的人,单凭这个理由,他也许有权被视作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。”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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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亚当·斯密的时代,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仍然统治着人们的思维,前者认为大量储备贵金属是经济成功所不可或缺的基础,后者则把财富的全部秘密都托付给土地。

  亚当·斯密第一次定义了生产的三大要素:劳动、土地和资本。在他看来,是资本而不是其他——带来了市场,进而促进了劳动分工的扩展,资本的投入导致市场扩张,而后者反过来也带来更多的利润和投资,所谓的“资本主义”便是从这个定义延展出来的概念。 

  在经济行为的动力研究上,亚当·斯密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般的论断。他认为,在经济生活中,一切行为的原动力不是来自于同情心或利他主义,而是利己之心,是每一个人改善生活条件的欲望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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